《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分析读书报告 篇1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现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宗教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他的学说不仅对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颇具启发意义。
究竟是什么精神动力促进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人是什么样子?韦伯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此进行了概括。
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勤奋和节俭的精神分不开的。他借用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的话表明了勤奋与节俭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应该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其次，恪守诺言是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重要信条。他指出：“切记，信用就是金钱。”“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来讨还债务。”同时，他还认为，在信用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行为的谨慎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再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改革者或企业家必须具有坚强的性格，这是避免经济灾难的重要精神支柱。他指出：“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个革新者。人们还千篇一律地……捏造出一些关于他从前生活的隐私污点的传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那么，这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人，是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这种精神特质的呢?韦伯认为，自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以马丁·路德(1483-1546)和让·加尔文(1509-1564)为代表的新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新教为世俗生活和谋利动机做出了道德解释
新教认为，世俗责任是上帝赋予人的重要天职。韦伯指出，“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只是有组织的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
新教伦理一反传统教义的清规戒律，极力鼓励人们获利，并把获利视为上帝对于选民的期望，它强调，要想成为上帝的选民，除了靠上帝预先安排之外，还必须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作为。因此，买卖兴隆，事业有成的人无疑得到了上帝的垂顾。这就从道义上肯定了人们的谋利行为，摆脱了传统宗教对于人们谋利动机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的竞争与获取最大利益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
2、新教为勤勉劳动和尽忠职守奠定了道德基础
按照韦伯的观点，新教特别强调劳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新教伦理不仅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劳动获得财富，而且把劳动看作是远离罪恶和堕落的手段之一。韦伯指出：“人须恒常不懈地进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其动机是：一方面，劳动是历来所推崇的禁欲途径……劳动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抵御手段。……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御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不过，最重要的乃是更进一步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圣训。圣·保罗的‘不劳者不得食’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本属堕落的表征。”
再次，新教徒必须尽自己所能去劳动，有能力的人亦可以同时操持多种职业。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益于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绝不能造成对他人的损害和玩忽职守。一个人也可以改换职业，只要这种转换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因为其所抱的目的是从事更令上帝欢欣的职业，是更有用处的职业。同时，新教伦理也肯定了收入低下的社会成员的劳动价值，它对于社会中有信仰而收入低下群体的解释是：“为了信仰而劳动，就生活中没有其他谋生机会的人而言，尽管所得的报酬甚低，也是最能博得上帝欢心的。”由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大批把劳动视为天职，相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责任的现代工人。这种出于信仰而严守纪律、遵守职业道德的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出自 wwW.zuoWEnBA.nEt
3、新教为人的欲望的恶性膨胀提供了伦理禁忌
韦伯认为：“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11]无论是教士、圣事、教会、上帝，都无法真正帮助那些自甘堕落的人。也就是说，新教伦理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善行得救。韦伯指出：“宗教信仰者既可以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圣灵的容器也可以因为觉得自己是神意愿的工具而确信自己已处于恩宠状态。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宗教生活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而在后一种情形里则倾向于禁欲行为。路德接近于第一种类型，而加尔文宗则无疑地属于后一种类型。”[12]
尽管在加尔文教、虔信派、浸礼宗等不同的新教教派中其教义和信条有所不同，但是在教导人们摆脱世俗生活的物欲诱惑，通过善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从而使信仰达到更高的伦理价值方面，各派基本上是一致的。
“加尔文宗在其发展中为这一倾向添加了某种肯定性的东西，亦即增加了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在世俗生活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由此便给更为广大的具有宗教倾向的人带来一种明确的实行禁欲主义的诱引。”[13]
“虔信派……尽管没有发展成一宗，但它的成员却力图在这个团体内过一种摆脱了尘世的种种诱惑，在一切细节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从而得以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外在标记确信自己的重生。”[14]另外，“由于创造了一种诱发忏悔的方法，甚至获得神圣的恩宠实际上也变成了合乎理性的人类活动的目的。”[15]
而浸礼宗则通过善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发自内心的对尘世及其利益的抛弃，通过良知向上帝表白无条件的顺从，是惟一的毫无异议的重生标志.……善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6]。
总之，按照新教伦理的准则，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也是不正当的。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他人奉献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分析读书报告 篇2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 ( 1904-1905 )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要回答各种批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写作的背景时代是20世纪初期的德国。彼时工业文明在德国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在这场大变革中产生、稳定，成为新兴阶级。资本家对金钱的追逐，与工人阶级对本职工作的坚守，成为社会的主流现象。社会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而社会现象本身的来源又是什么?韦伯认为宗教的力量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到了塑造人类内在精神气质的作用。同时，这也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想要证明的问题。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两部分，共五章。除了开头一部分作者引言，第一部分是“问题”，分为“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 “资本主义精神” 、 “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 ;第二部分是“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分为“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分析读书报告 篇3
马克思韦伯从根本上洞悉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成功的奥义及其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以简洁的语言概括总结了驱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内核力量，拨清了摸索探求过程中的迷雾。
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天主教掌握了宗教的标准和话语权，人与上帝的对话沟通只能通过教会或者牧师，宗教借此控制了社会的资源、思想，学校消失，平民的思想内涵止于口语可及的水平。失去了教育、阅读权利的普通人也自然滴失去了思考和发展的权利，社会和普遍的个体整体陷于愚昧和无知的黑暗中。
14世纪开始，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宗教读物开始在大众中传播，素民能够直接接触到各种宗教的经典书籍、读物，宗教改革的思想开始出现萌芽，经过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一代代宗教改革先驱的努力，注重装点门店，注重出世清修，注重通过代理人或代理机构与上帝对话的基督教（天主教）思想受到挑战，失去了道德的典范性。人人皆是上帝的子民，人人皆可以与上帝对话。于是，信仰从需要在修道院借由牧师引路才可能成就的社会认知坍塌，只要内心带着诚意，在生活的日常点滴中个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我救赎，而不需要在特定的机构里由特定的人指引开路。宗教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观念改变，无疑是对财产的态度。传统天主教观念认为上帝的财产只能由上帝的使徒负责看护，所以所有的资源都为教会和牧师垄断，宗教改革的最大成就无外乎于认为上帝的财产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人人都有守卫让其增值的权利，人人也应该尽其所能让上帝的财务增值，那是作为上帝子民最崇高的使命之一，并非教会和牧师的天然责任和权利。对于个体，面对上帝财务的首要态度是让其增值，为上帝的领地获得更大的荣耀，但在这个过程中，人又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将自己对物欲的所求降到最低的程度，以此方式作为对对上帝Calling（天召）的响应。
但是单纯的追求商业、追求个人的发展、追求上帝资本的扩大，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的整体世俗化和物质化。作为上帝财产的守护者，必须要找到一条让上帝资产循环回归的路，才能彰显自己的信仰，为自己救赎，宗教改革为此找到了一条理性的路。
尽管人人都可以守卫上帝资产，并通过努力让资产增值，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能证明你是上帝的子民的。我们一身清净来到这个世界，本来无一物，离开时也应该是最纯粹的状态。所以，新教理论中让资产回归上帝的思想为此找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你可以通过努力让上帝的财产增值很多，但是离开的时候会以各种慈善的方式把这些资产完全交出，回归上帝，完成对其Calling（天召）的最终交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西方特别是具有新教背景的企业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会选择裸捐等方式让财产回归社会。狭隘的观点把那理解为一种避税，但正是那种方式或者归属，才是西方现代社会成功的根本。
宗教改革的过程尽管漫长，但是宗教世俗化产生的基督新教缺彻底解放了欧洲的思想，打碎了那些施加在人性和伦理上的枷锁，把社会和人从1000年的桎梏中彻底解放，为追求个体的成功、财务的增长找到了理性的论证。从过程看，传统基督教（天主教）通过华丽浮夸的装饰吸引人的信仰，基督新教（新教）通过学术、认知和理性吸引新的精英。带来的结果就是新教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高速发展，一举从矇昧的状态进入文明的高地。
新教思想与欧洲传统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和源自古希腊的逻辑思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决定了人类社会从经验主义步入另一个阶段。开放、逻辑、探索、规则、基于个体自由的各种社会可能性成为新信仰现象背后的具体方式。而那个最终目的的良善特性，则保证了这些方式的持续性和深度，实现自我纠错的能力。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和技术，第二层次是逻辑和论证的方法，以及保证逻辑和论证方法得到发展的环境。但这两者也不过是社会自我发展的术。最高的层次，则是要思考什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终极理想和信仰，那才是决定如何利用发展器物的最终的道。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分析读书报告 篇4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 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 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 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分析读书报告 篇5
马克斯·韦伯，一个人文科学几乎无法被绕开的人物，在这个学科领域里，你必须得记得他，这个是我对这个人物的最初的印象——我大学本科时一个年轻的副教授这么告诉我，确实如此，他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他还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后人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是其知名的学术贡献集中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他的弟弟阿尔弗莱德·韦伯也有些名气，是一位人文社会学家。本书是作者宗教社会学最开始的著作，也是作者在精神状态恢复稳定后最初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
本书在阅读上给我很深刻的感受，我细心的对本书进行了章节标注，但是获得甚少，而且觉得自己很混乱，读书读到第四章还读不出作者的深意和逻辑，本书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问题，分为三章，分别是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二是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分为两章，分别是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通读全书后，尤其是在困惑和迷茫期，我在想为何我不能融入作者的那个思想氛围中去，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我与作者差距有些远，不仅仅是指能力的差距，而是我对于其中作者提及的很多概念和人物不了解所导致的，所以，在读书后，我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我对需要了解的概念进行了查询，对基督教各流派和主要的思想术语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工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分析，于是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本书中作者所指的基督新教主要是一下几个流派：路德之前的抗议派、信义宗（路德宗）、浸信宗、归正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英国国教）、卫斯理宗（徇道宗）、再洗礼派、公谊宗（贵格会）、弟兄会，长老宗，圣公宗低派，五旬节派等。下面有一张图可以看下，更清晰。有些概念需要查一下，比如说阿米念主义、加尔文主义（韦伯的母亲是加尔文宗的信徒，从小韦伯就生活在这种宗教环境中），禁欲主义、清教主义、奥古斯丁主义，其中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都是作者自己定义的概念。
本书的作者导言是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总导言，而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仅仅是作者论文集中的一篇论文，作者在导言中确立了一个问题，就是论述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主义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在导言开头通过西方科学与其他地区的比较，将我们引入理性的世界——西方社会，“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是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遵从理性制定的法律，同时具备由训练有素的公职人员领导的依照规则和法律运转的政府所组成的政治联合体，那么它只存在于西方，尽管其他地方的国家也致力于此。”而这种情况却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作者还顺便在此定义了资本主义，“对于这种非理性的欲求，资本主义甚至完全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力量。但是，资本主义旨在通过可持续、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运作追求利益并且永久性地再生利益。”随后作者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独有的形态，“那就是对（形式上的）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作者认为从纯经济学的观点出发，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发展，“而是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伴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是如何起源的”——这种来自与社会结构的驱动力来自西方社会的那些结构部分——来自于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那么这种理性伦理又是怎么出来的呢？作者在本书中讨论的便是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或者经济体系的精神特质问题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刚才说的确立的中心问题——就是论述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主义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便是导言的逻辑。
作者在文末说了两段话，对我影响颇大，“几乎所有科学的发展都包含有业余爱好者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常常是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然而如若将浅薄的一知半解当做第一原则的话，就会导致科学走向末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仅凭直觉感知的知识进行高谈阔论，那么除了可以掩饰其对于研究对象缺乏清晰的见解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这也可以判定其缺乏对于人类本身的理解。”作者说的，我感觉就像我似得，如一个业余爱好者般，喜欢高谈阔论，而没有目标和深刻的理解，这个想必是我在今后几年的时间内需要改进的地方。
本书第一章作者的论证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作者通过有关职业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引出“宗教信仰并不是影响经济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经济状况引发的结果。”而后更进一步的，作者通过对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参与程度的差异，得出“应该看重研究他们各自宗教信仰中固定的内在特质，而不是仅仅观察他们暂时的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从而得出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其实第一章到这里意义已经到了，作者的目的就在于此中心，而后作者先否定一些“基于表面的分析和根据某些普遍的印象”（自然是通过宗教派别的思想和现实行为的比较和时期分析）最后，作者义正言辞的得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而坚决不应该听随一种惯常的趋势，将其与生活享乐相联系，也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其余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章中作者长篇引用了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指出这种独特的伦理和精神气质就是作者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而那些其他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萌芽曾经出现的地方，“那些地方的资本主义都缺少这种特别的精神气质？”作者从富兰克林的话中还逻辑推导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恰恰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为典型的特质”，而这来自于宗教，来自于新教，随后作者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及其这种伦理随需要抵抗的传统主义的渊源和发展进行了讨论，作者还定义了前资本主义“在这里，前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状态，即长期运转的企业对于资本的理性使用，以及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支配力量的状态。”
第三章，作者的标题是——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这一章相当明确，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两点比较有意思，其一，“相比于天主教的态度，宗教改革的影响只是使那些为了履行天职而进行的有组织的世俗劳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其二，“尽管没有路德个人宗教思想的发展，宗教改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一改革在精神层面上长期受到路德个人品格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加尔文主义，路德的工作就不可能拥有持久而具体的成功。”其实在本章中作者在讲述“天职”观的历史，分析宗教改革与传统主义的区分，“路德的天职观仍旧保持着传统主义的性质，他的天职观所指的是人们必须接受神的旨意，每个人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法令。”作者来自一个工业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位忠实的加尔文宗信徒，从小作者便深受宗教世界的影响中，宗教素养十分深厚，在此处作者其实还是比较推崇加尔文宗的。
从第四章开始，作者进入了第二部分，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在本章作者分别分析了历史上存在的4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从浸礼运动中派生的诸教派。作者的意图十分简单，研究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与实际的伦理道德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系，以及在那些方面存在关系。“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中形成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种影响规定了实践行为的方向，并且约束每个人的行为都要沿着这一方向进行。”对于本章我有不少想法，稍后再详细讨论。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章，如果对于宗教不甚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阅读本章，在本章中，作者事实上是分析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伦理形成的作用和经济行为的推动表现，当然是略举例的形式，比如“强调固定天职在禁欲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为现代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伦理依据。同样地，对盈利活动的神意解释也证明了商人活动的正当性，········它对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和自力更生给予了极高的伦理评价。”作者在前面对出世的禁欲主义和入世的禁欲主义进行了比较，在此中对于入世的新教禁欲主义进行了概括：“一方面，它强烈地反对任意享用财富并且对消费进行限制，尤其是奢侈品消费。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将财富的获取从传统伦理观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影响。在打破禁锢获利冲动的镣铐的过程中，入世禁欲主义不仅使这种冲动合法化，更将其视作上帝的直接意志。”作者在随后又提出，随着“这种特别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发展成熟，在社会中形成了对于现有经济行为和资本运作的合理的心理认可。——“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这便是本文力争要论证的观点。”
最近时间挤出了不少，有一些时间思考，对于作者的书有一些问题：
其一，作者写这本书的意图是什么？我觉得一个管理学家，在其时代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突然转向宗教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是有另一种大时代的背景的。应当是探讨宗教对政治、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吗？他用这种论调在讲述资本主义精神，其中我觉得说的有些道理，但是很想是一种普世价值观的宣传，1850—1907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5次经济危机，亚洲，非洲，印度，等很多殖民国家都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想，从我的认识中，似乎欧洲大陆从一开始直到二战后期，普通大众的生活都是非常艰辛的，甚至于说在19世纪前的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是非常郁闷的。所以，宗教解脱，救赎论，预定论，三位一体的理论才大行其道，所谓“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我国古代社会在什么朝代比较有宗教崇拜？魏晋南北朝，因为朝代乱，人民生活困苦，所以需要精神寄托，作者写这些文章其实就是在赞美资本主义，赞美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从宗教的角度为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伦理出现寻找一个依托点，从一个长期被社会接受的思想精神的角度去宣扬，比从经济的角度更具有价值，天职让人受苦，预定论使工人安于现状，资本流动，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其是合理而且公正的，这才作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繁荣而经济危机频发的时期，和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工人运动兴起的时代，不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吗？然而，逻辑上不通顺，或许是我想多了，本书仅仅是只是客观得阐述两者的关系吧！
其二，我在想作者在此书中多次写的理性是指什么？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出世的禁欲主义和入世的禁欲主义，我联想到我国儒教里面也有这种入世和出世说。还有，我其实在想为何西方社会对于基督教如何全民性质的热爱，作者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提到了中国的宗教时，指出了道教和儒教，但是基于我的理解，大部分人是既不信道教也不信礼教，为何我国没有像欧洲那种全民性质的宗教崇拜，但是我国民众还是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崇拜的，这却是全民性质的！其实读书思考比获得答案，更加重要，许多问题是经典作家用自己的知识和阅历来思考，他们的论证比一个答案更重要。这个是我最近比较有价值的收获。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分析读书报告 篇6
尽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最初发表于1904年，但是，历时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引发“韦伯热”，而且在中国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人的致富欲望与道德完善的关系，韦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韦伯的研究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
稍微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东方民族而言，是一部痛苦的殖民掠夺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本质的分析和批判，更符合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知。但是，迄今为止，人们不得不面对和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腐朽没落乃至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反而还不断地生成演变，甚至成为当今诸多国家和地区效仿和追求的目标。这一现象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发展，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精神价值是什么等等。作为独立思考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绝不能回避它们。
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在他看来，正是新教伦理的尽天职、蒙恩、勤奋、劳动、守信、克制、俭省、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尽管在某一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无片面性，但是，毫无疑问，韦伯独辟蹊径，从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出发，探讨二者的因果联系及其动态关系，从而促使人们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探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或动力，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为后人开辟了新的视角。
二、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
从基督教发展历史看，早期教会坚持《圣经》及教父们的教义，强烈谴责一切不利于“诚实”经济的活动和行为。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用髙利贷和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劳而获，不散财而敛财，不播种而收获，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种土地而得，而是借穷人无衣无食而获”。圣利奥大教皇(?-461)曾把基督教的教义概括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18]然而，在12、13世纪，随着城市发展与市场扩大造成的贸易增长，现实与早期教会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面对新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不难发现一种把神学教条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现状加以调和的倾向。中古后期教会对商人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承认了商人作为社会有用成员的地位。15世纪神学家枢机加耶坦(1469-1534)甚至认为，拥有非凡经营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会顶层，这是对其“美德”或成就的报偿。
这表明，教会的经济伦理本身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一方面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也必须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韦伯认为这种调整是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变化的文化基础。总之，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但是，一种特定社会的伦理观念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限制。以保护文化传统为名，拒绝文化更新与变革，只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是陈旧的伦理观念禁锢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突破原有伦理的界限，使社会陷于混乱和无序状态。
由此，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在中国传统思想与学说中，毫无疑问，存在着许多糟粕的东西，例如，“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等级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长官意志”等等。这些落后的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阻碍社会的进步，抑制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有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勤俭节约”、“信则人任焉”等等，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转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通过深入研究韦伯的著作，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伦理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客观地说，我们也承受着市场化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冲击。或许我们过去穷怕了，太渴望致富，太急于致富;或许物质诱惑的力量太大，在我们身边，追逐利益的人犹如扑火的飞蛾，前赴后继地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向堕落的陷阱涌去。总之，出现了严重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例如，相互欺诈、坑蒙拐骗、以假冒真、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骗税逃税、走si贩毒、嫖娟卖淫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它表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选择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内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伦理道德的问题。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基础，没有合理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点，势必陷入混乱甚至崩溃。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对于订立契约的双方而言，能否遵守契约，成为该经济运作方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在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中，对一个“经济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就是出于获利目的而表现出来的诚实守信。弄虚作假欺骗他人，必将破坏经济信用关系，使契约双方均无法达到获利的目的，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因此，我们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和法律建设的同时，一定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和伦理基础的建设，为市场经济体系寻找到它的支撑点或基石，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持续和规范地发展。
四，尽管韦伯的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人为地拔高或无限地美化也是极为错误的。韦伯的研究也有局限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批判。
首先，阶级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其社会而独立地存在。马克斯·韦伯毕竟生长和活跃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俾斯麦时期，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因此仍然不能脱离其时代打上的阶级烙印。从其被誉为“有时代代表性的哲学家”来看，他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为资本主义竭力辩护，其学说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道德理念。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人们不难发现许多美化“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言论，他反复强调资本家是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量入为出和严守规则等等，完全忽略了资本家在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的贪婪无度、残酷剥削、血腥镇压和无情掠夺的一面。毫无疑问，这有悖于历史事实，有失历史的公正。难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韦伯提出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禁欲苦行主义”加以补充，认为还有另外的一面，即“贪婪攫取性”。
其次，理论局限性。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经济之所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法律因素，也有科学技术因素、教育因素等等。从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对社会进行观察与研究毕竟只是一个角度，绝不能代替其他研究角度、途径和方法，否则就会导致偏颇。可以说，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更新，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城市的兴起、贸易的扩张、社会需求的扩大、利益的驱动、观念的'更新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酝酿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单纯从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很难全面解释为什么西方社会现代化发轫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也很难解释由于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反过来要求抛弃陈旧的传统道德和伦理原则，新的社会形态强烈呼吁进行新的道德文化、伦理精神和宗教信仰的建构，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无疑起决定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讲，韦伯最多不过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再次，时代局限性。如果说韦伯在其书中重点分析了16世纪的欧洲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相对贴近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某些情形，那么，其观点和结论已经很难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运行轨迹和演变趋势。例如，韦伯一再强调新教伦理之一——勤奋俭省的重要价值，但是，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即通过“节制欲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如果说过去是消费与积累成反比关系(消费越少，积累越多;消费越多，积累越少)，那么，现今在某种意义上是消费与积累成正比关系(消费越多，积累越多;消费越少，积累越少)。同样，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东南亚“四小龙”经济的腾飞等等，其内在动力就绝不是用新教伦理可以解释得通的。而中国经济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也很难单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诠释。总之，我们切不可将韦伯的分析简单地套用于当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