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体会
大约两年前，一位考上政法系统公务员的朋友推荐了这本书，虽然看得费劲，但终究还是看完，没有半途而费。他推荐的理由也很特别：好玩，而这个理由已足够吸引我看下去。
确实，书里很多案例用今人眼光看，足够新奇，有的甚至可以说足够怪诞。不过，可能这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吧，而且通过一些最日常真实却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来表现，既反映社会日常运行的规绳，也反映这种运行的微观面目。如此，以前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似乎有大而化之之嫌，了解的是作为整体的人们在当时如何怎样，但这个整体形象却往往缺少个体际遇作为支撑，缺少现场感和真实感。再对照这本书，理论的探讨和描述是建立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案例之上，显然说服力更强、论据更充分，读者也更容易形成概念。于是想到，所有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其实都应该重视法制史方面的史料，而不仅仅局限治法制史的人，著名学者黄忠智先生早年几本著作在这方面其实就已经做了很好表率。
读这本书，形成的概念有几个方面，其实从前也从理论上有所了解，但显然还没成为脑海中的“概念”：
其一，父权、夫权的权威，以及士大夫与庶人贵贱之别超过想象;
其二，容隐是一种原则;
其三，复仇是一种责任;
其四，妾的地位如此之低;
其五，官吏与官吏家属的特殊地位原来古今同一;
其六，法律对行巫蛊之术者处之极重;
其七，儒家以礼治世，法家以法治世，西汉之后儒法争辩已无形消失，儒家思想支配古代法典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色;
其八，德治衍为人治。
篇二：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体会
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法律史的人来说可谓是不可不读之经典著作。笔者初入法律之门时，曾读过梁治平先生的《法辨》一书，先生在《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一文中归纳了他读此书时归纳的两个命题：“第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在阅读前述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谈谈我对阅读该书后的一些认识。
一、本书论点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家族、父权、教令权、财产权、身份权，推及到婚姻的禁忌、缔结、解除、妻子的权利义务，再延伸到社会生活中的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礼仪式、丧葬、祭祀差别，阐明了贵族特权，人的良贱、主奴之分，之后讲到了巫术宗教对法律的影响，最后对儒法两家思想进行了释明，得出中国古代法律的家族主义和阶级两个特征。该书分六章，前两章写家族、婚姻，之后写阶级，再后写巫术与宗教，最后上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儒法两家思想。家族主义的核心在于父权，作为一家之主的父有对子女的教令权，有对财产的处置权，能够决定子女的婚姻状况，在亲属相犯的事件中，作为尊亲属的父和依托父权产生的其他尊亲属都享有一些优越的权利。代刑、缓刑、免刑的得利者仍是尊亲属，复仇案中也多是子女报父仇。而关于婚姻，更多的是保障夫权，上事夫家宗庙，下继夫家香火。女子归入夫宗后，其权利是从属于丈夫的，夫殴妻减刑，妻殴夫加刑，妻对于夫之尊亲属有诸多义务，遇离婚，妻又处于劣势地位。父权和夫权正是家族主义的体现。阶级的差别体现在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礼仪式、丧葬、祭祀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人有良贱、主奴之分，贵族及其亲属享有诸多特权。阶级、种族有不平等性。巫术宗教与法律的功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古人相信神喜欢正直无罪的人，官吏常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于神，人君常因天降灾异而重理冤狱，又有官吏因福孽报应而为受刑者开脱。秋冬行刑，遇祭祀日停刑，可见法律受神与宗教影响。而害人之巫术又为法律所禁止。意识形态方向上的儒法两家思想，儒家主张伦常纲记以及礼影响下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法家则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重刑。自汉以后，以礼入法，法律儒家化逐渐形成。
二、读书感悟
人的家族身份和社会阶级身份的学理支撑在于儒家思想中的礼，礼的实质在于求异，故在家族中产生贵贱、尊卑、长幼、亲属之别，在社会阶级上产生贵族、官吏、平民、贱民的划分。古人常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简言之，礼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贵族、官吏，刑的主要适用对象是平民。统观全书不难发现，家族、婚姻两章中，作者在阐述观点时，清之前多扼要简述，清代则多引用《刑案汇览》中的案牍。观察这些案牍，主体多系平民，对这些犯罪的平民，刑是不可避免，礼的应用只是调节刑罚轻重的依据。而在阶级两章中，犯罪之贵族、官吏适用“八议”、上请、官当，至于死刑亦多能全其体面，而主犯奴、良犯贱，罪要轻很多。此皆赖于身份之取得，维护身份的又恰恰是礼。
三、婚姻略论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时常会想到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一书。更兼瞿同祖先生在论及丧葬礼制时对秦可卿与贾母的丧事进行比较，更激起笔者通过《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来简要论证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婚姻。“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事。”贾、王、史、薛四大家族。贾政与王夫人结为夫妻，王熙凤又嫁于贾琏，这种被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称为“上山”型的婚姻，确实使贾府一度达到鼎盛。林黛玉父母的亡故，其自身的体弱多病，“回乡”型婚姻的不利，使得宝黛很难实现木石前盟。相反薛宝钗条件要好很多，薛姨妈与王夫人是亲姐妹，薛家本身又是四大家族之一，在贾薛两家日渐衰微之际，两家依婚姻关系的结合在当时情况下是不二之选，金玉良缘已是注定。至于其中涉及明清律禁姑舅两姨姊妹为婚，弛其禁，清代以例废律，听从民便，该律条之禁忌成为具文。婚姻缔结中父母有绝对主婚权。早期中国法律中对阶级婚姻的禁止，常使笔者联想到古印度法中的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的禁止通婚。与之相比，中国古代阶级婚姻文明很多。综上可见：中国古代法律与社会，受礼教影响之深。
篇三：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体会
通过本学期的学习，让我体会到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讲述的内容虽然是过去的、古代的，与今天的部门法或现在的现行法律的确相差很远，有一点需要我们稍做思考：我们今天的法律从何而来，它的历史渊源又是什么?现今的法制建设是否受到历史的影响，受到影响大还是小?也许很多同学都会说，现今的很多习惯、思想、行为都是古代的或者说都受传统深刻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一些东西。也是学习这门课程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我们面对今天的社会发现很多的问题，要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肯定要排除很多障碍，这些障碍很多来自于传统习惯，要排除他们，我们肯定要回头看一看它存在的根源。探其之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学习这门课程的意义。
首先一定要怀着开放的心情去接受这门课程。如果你把你的心紧闭，根本不容这门课程的话，肯定学不好。如果你把心打开去容纳它，不管有用没用、好学还是不好学，你去接纳它，我想它会成为你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
第二就是要将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脉络分清楚。中国历史有它发展的规律性，学习中国法制史首先要掌握的就是历史发展规律。
第三点方法是掌握每一个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的特点，知道它所包含的朝代有哪些。
第四个学习方法就是要了解各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比如说，要知道第一个奴隶制社会是夏朝，它是从原始社会进化而来的。
第五个学习方法是要求我们运用对比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在学习这门课程中还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对比的对象可以是不同朝代的法律制度，可以是古今的对比，也可以是中外的对比。它的对比的对象(范围)是比较大的，这样对比起来我想大家学习起来相对来说印象会非常深第六个学习方法是在学习过程中，要思考一些问题，要讨论一些问题，要交流一些问题。比如说学完这门课程之后，你应该思考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如何走?我们怎样才能达到一个法制的社会?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是不是真的很难能可贵?我们如何面对今天所出现的一些不好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篇四：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体会
首先、法制史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的。我们要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法制史时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再总体的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其次、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 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
最后、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
篇五：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体会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完善，都经历了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回顾多年来法史研究走过的路程，人们不难看到，影响法史开拓研究、古为今用的症结，多是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法制、法律文化及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关。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是推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 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中，“_”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
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
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篇六：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体会
最近因私事被惊扰，恰逢要翻译法律史的文章，颜老师就推荐了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给我，读完了结合生活有一些感悟，记录下来：
1、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建立在一种严谨稳健的等级制度之上，这一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权为核心，不断向外延伸，形成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家族内部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法律适用的微观前提，同时也是法律维护与保障的对象。如亲属间的侵犯，侵犯者与被侵犯者之间的辈分关系则尤为重要，以尊犯卑，处分较轻，以卑犯尊，则处罚由重。法律之适用取决于血缘之亲疏，而该亲疏关系则以服制为中心，形成一条长幼有序的数列，蜿蜒数千年，为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以及法律制度奠下基石。
2、婚姻关系成为联结着一个个长幼有序的家庭之间的纽带，“婚姻者合两姓之好”，建立在“两姓”关系上的婚姻制度昭示着代表家族之间的结合关系。无论是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其核心问题都是家族利益。婚姻关系联结了不同的家族，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以父权为核心的家族等级结构中，一个家族与其妻族的关系极为疏薄，婚姻关系更多是在社会意义而非法律意义上影响两个家族的关系。婚姻中较有意义的或许是妻的地位问题，在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妻虽有“与己其者”之名义上的平等地位地位，实际上还是隶属于夫的权威。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仅为家族的附属品，出嫁之前从于父，出嫁以后从于夫，断无多少权利可言。而妾的地位更是卑微，“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并非家庭的一员，故非“合两姓之好”，女子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位可见一斑。
3、跳出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与婚姻的藩篱，阶级便成为在社会层面上划分等级秩序的'标准。家族内部划分长幼有序的标尺扩张到整个社会，便成为尊卑有别的砝码。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细化至饮食、衣饰、房舍、车马，均可以以法律作出强制规定。阶级间的通婚成为禁止，以维护血统的纯正和阶级的尊贵。法律针对不同阶级作出了区别性的规定，亦有一根体现阶级间差序格局的数列蜿蜒而下，精准地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作出度量。家族是个体的，在各个家族中以父权为核心形成一个以血缘为度量的同心圆以确认家族内部的秩序，而婚姻关系则使得各个独立的同心圆之间形成交集。在家族之上，整个社会则是由阶级构成，形成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个体在这一社会结构中都有自身的位置，或尊或卑，或主或从，或良或贱，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自身社会地位的烙印。针对这一社会结构，中国古代法律也相应地形成一种不对等的规范体系，它建立在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基础之上，小至于家，大至于国，“等级”二字成为构筑中国社会之核心所在，“法”与“礼”结合，成为维护这一有序的等级结构的工具。
4、在现代活成封建大家庭的代价太大，不一定一荣俱荣，但必然一损俱损，因为归因模式已经变化。中国曾经的家庭是父权家长制，父祖是统治的首脑，又因为重视祖先崇拜，且无论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考试内容又比较固定，所以曾经的子孙成就往往要归咎于所谓家风血脉。但独立意志是现今做学问或者做事业的前提，家风已经很难成为承继良好品质的介质，往往是固守的传承，在一个大环境里互相不断强化，专注于自己的感受。若不想反思，每一个人就要不停扮演长辈曾扮演的角色，循环往复不停成为对方影子的复刻，互相维护彼此然后亲亲与共，将底色不停固定渲染。而对于权利的贪恋往往会造成许多中国当今父母对于曾经父权家长制的追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亲子关系里父母会太入戏，将这个头衔看作皇帝与官位，要有威权与帝王术要高高在上，孩子要在手下噤若寒蝉隐忍不发积郁成劳，反过来对外宣称孩子懂事乖巧听话，往往太平表象之下已有祸根埋下。
5、要了解舆情，可以不接受一些基于此的规则，但要看透这些规则为什么暗暗盛行，然后不反驳不回应不服从。因为种种社会心理根本改变不了，即使现在已经缺少这样的土壤，也不能骤然稀释。环境的捆绑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不要企图期待一个人会与他生长的环境截然不同，除非能够不停跳脱不停反思诸己，才有一线可能。
6、不要尝试去改变任何人，若有人做了攻击伤害自己的事也不要急于反击。不提醒不告知不报复不陷入情绪更不累及无辜孩子，一来脏了自己的手，二来是自己心胸不宽阔的表现。要相信身边人的认知和格局，从来挨骂的都不是丢人的，骂人的才是。静观其变，不阻止任何人帮助曾攻击自己的人，也不阻止任何将他们推下悬崖的双手。公道自在人心，把自己该做的礼数做全，可以向身边人袒露自己的脆弱，相信他们的选择，接受他们的安慰与支持。
7、往往一个人如何指责别人便体现了他如何看待自己，很多时候对他人的愤怒往往是出于从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映射，人性最深刻的恐惧便是对自我的厌恶。
8、永远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要害怕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无论是因为观念差别还是自己陷入情绪鲁莽，要能推己及人冷静分析因果，了解到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而不是囿于自己的感受大为光火，能够跳出风俗习惯格局放宽，对学术观点的包容要从对生活观点的包容开始。
篇七：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体会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1998年我为人大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篇八：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体会
本学期，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的课程，让我懂得中国法制史主要讲述的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也就是说，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好这门课程有利于为日后其他课程打下坚实基础。我认为要学好中国法制史，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条理清晰，重点明确。《中国法制史》课程的体系是：以中国历史断代为经，以主要部门法为纬，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顺序分为17章。这17章，按照法的历史类型的标准，可以分为：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半殖民地半封建法、革命根据地法四种。中国法制史的发展相应地也可以划分为：奴隶制法阶段、封建制法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法阶段、革命根据地法阶段四个阶段。从更大的发展阶段来说，奴隶制法、封建制法是古代法，1840年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和革命根据地的法是近代法。这是我们学习《中国法制史》这门课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接着要进一步掌握：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又包括哪几个朝代、时期，各自属于什么历史类型的法。课本上的内容经过梳理、整合、归纳后不再纷繁复杂，我们就会学习到一部脉络清晰、重点明确的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
二、循序渐进，不断深入。在我们对这门课程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培养了浓厚的兴趣以后，还需要在理论上作更深层次的分析，要掌握每个阶段、每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 ，也就是要进一步把握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的，是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是在什么法制指导思想指引下形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掌握这一阶段或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阶级本质，并进而把握其特点。
三、旁征博引，纵横前后。法制史虽然是以法律制度为主，但是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些法律制度，是需要对相关的人文、社会等背景进行了解。这又需要我们向有深厚的历史知识积淀和较高的古文功底的老师请教，分析了解更多的历史背景知识，使我们对法制史的把握更为清晰和准确。
四、博古通今，紧扣实际。学习法制史不仅是要了解过去的法律制度，更要树立“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以致用”的实证思想。比如：在学习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明大诰》、用重典开展雷厉风行的反贪运动时，不仅要客观地对其得失进行分析，还要联系我们当代的反腐状况，将古今制度进行对比，提炼出自己的独特观点。